最近，网上出现了一些有趣的热词，如“双非大师”、“小城镇冠名人”、“985相亲团”、“海淀家长”等。这些新词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——无论是就业焦虑、婚姻焦虑还是育儿焦虑，都与学历焦虑联系在一起，而这种学历焦虑不仅是一种个体的苦恼，也是整个社会层面上的一种集体苦恼。
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，学历焦虑的基本取向是：既追求向上，又避免向下。具体来说，通过追求学历，年轻人希望得到更好的工作，更好的伴侣和更有前途的未来。其实质是实现自我和家庭的向上流动，通过培养下一代避免向下流动的可能性。
然而，我们是想在社会流动中“争顶”，还是把握“稳定的幸福”，这是一个个人的选择。根据自我偏好，个人有选择的空间，但为什么每个个人似乎都在我们身边焦虑呢？
这种社会现象背后有一个结构性原因：因为我们处在一个整体向上流动的社会。著名社会学家兰德尔·柯林斯在《文凭社会》一书中对这一社会阶段和状态进行了描述和分析。他发现，在20世纪中叶，美国的整体社会氛围是，通过自己的努力，他们可以改变自己的社会阶层，过上富裕的生活。然而，整个社会的氛围是金钱至上的。社会对一夜暴富的成功人士赞不绝口，这会给每一个个人人很大的压力，让他们像这些人一样在短时间内梦想成功。
在这个过程中，“文凭社会”逐渐形成，个人获得了著名大学、商学院和工程学院的文凭证书，获得了地位较高的工作，获得了与上层人士的联姻，获得了进入具有社会和经济优势的圈子的机会。因此，文凭成了就业、结婚和提升下一代社会地位的“垫脚石”。围绕文凭和学历的竞争和焦虑已经成为社会的核心问题。
改革开放以来，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，社会机遇不断涌现。许多人通过个人的努力获得了更好的生活、更多的财富和更高的地位，整个社会处于向上流动的状态。个人生活在一个像沙丁鱼一样生活在快速移动的海洋中的社会。如果再慢一点，就会感觉到压力。因此，教育作为每个人都必须经历的主渠道，已经成为社会整体氛围中学历焦虑的主要来源，甚至承载着就业、婚姻和下一代养育的功能。
那么，个人是否真的只能屈服于这些社会因素的影响呢。个性是社会发展的基础。每个人都是不同的，不是文凭决定了个人人生的前半生，而是也决定了个人人生的后半生。进入“985婚恋团”固然好，但也要找到合适的人才能获得幸福。否则，他们也会遭受“挑”和“被挑”的折磨。有能力让孩子上昂贵的补习班、参加国际比赛和海外游学是好事，但教育的最大前提是孩子身心的健康成长。家长不仅要提供补课和出国留学的机会。
我们可以看到，个体的烦恼总是源于社会结构，而导致问题的结构性矛盾是个体无法克服的。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后，增速放缓，就业市场和人才结构面临考验；同时，发展不平衡、制度规范仍需完善，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相碰撞。就像一个个人发现走出校园后生活需要面对更多的问题一样，当前中国社会也面临着社会转型期的一个重大问题，需要更多的学科加入进来，共同学习、共同思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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